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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陳方中教授大作《于斌樞機傳》有感


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芝芝

  負責天主教史料中心的陳方中教授,為紀念于樞機百歲冥誕,以短短一年的時間,嘔血力作,完成了二十萬字的《于斌樞機傳》。陳教授秉持歷史專業,運用大量史料以簡明有力的文筆,直書無諱地交待了于樞機的一生經歷,又在書的最末二章精闢地剖析了于樞機的思想。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傳記,文筆生動,讀之不忍釋手;就學術而言,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教會史研究上極具價值的作品。

  
  我對于樞機的認識堪稱淺薄。最初是常聽一位可敬的東北籍師長,談起他那「東北老鄉于斌,人長得俊,有想法,又能做事。」就讀輔大歷史研究所時,每次見到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于校長,由兩位神職隨侍攙扶著出入於四樓的校長室,我心中常納悶著,校長的腳是怎麼了?如今讀了陳教授的大作,才知道于校長當時正承受著丹毒之苦。我一生與于校長的正面接觸也只有一次,那是我畢業後留校服務的第三年,有幸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獎助,準備出國進修。由於學校尚無「留職留薪進修」的先例,我在經濟方面又有家累的困難,遇到嚴重的挫折。在那個權威的時代裡,年輕氣盛的我,不甘受挫,竟然決定挺而走險,冒犯學校行政大忌,越級向校長直接求助。那一天我懷著驚慌的心情進入校長室,但見校長身著黑色長袍含笑端坐,胸前掛著金質的十字架。他的聲音宏亮又親切,問完我求見的原委後,便在我的簽呈簽了「准予留職留薪」,還提醒我一些在外求學該注意的事宜。於是我就在撥雲見日的歡愉中,走出校長室,體驗到傳聞中于校長提攜學子的真實面。儘管事後文學院院長高思謙神父,以不符行政作業程序,修改了校長「留職留薪」的批示。但是,我的心感恩至今,每逢走過文學院舊大樓仰望四樓的校長室舊址,或是俯視研究室窗外校長的陵寢,我都會告訴自己,一生都要為輔仁做事。


  二十世紀是充滿天災戰禍的時代,也是一個多變的時代,新舊傳承快速地更替,駐驆在歐洲義大利的羅馬教宗,在履行其領導聖教會的傳統職權時,必須考慮到教會現代化的必要性,1962年舉行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便是一證明。然而教會應該如何變才不致離開其傳統太遠呢?傳統上以歐洲為中心的教會,面對二十世紀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又應當如何尊重非歐洲地區的本土文化?本土化教會是否會帶來教會的分歧?分歧了教會是否能繼續接受教宗「定於一尊」的領導觀念?


  在諸多不確定中,教會的領導階級最能肯定的一點是身為牧靈者,教友是他們永遠的責任。因此,教會提出牧者不離羊群的看法,做出許多教外人士未必能認同的決定,例如:二次大戰期間,力戒教士涉入政治,又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納粹政權及法西斯政權保持和諧曖昧關係;冷戰期間,不公開地抗拒無神論的共產政權,規定共產佔領區教士不得離開教區等。這整個保護教友的方向,嚴格說來都不算錯,但是也絕非完美。只是許多神職人員便因此接受了比他人更艱鉅的靈修考驗。


  于樞機愛天主也愛中國,他以顛簸的一生,印證了二十世紀天主教會這一段苦難。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他追隨熱衷自由改革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後,遽然病逝,結束了屬於他們的一段奮鬥。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蘇聯為首反宗教的共產政權紛紛瓦解;美國的霸權隨著日漸沈淪的經濟而搖蕩;自覺性高昂的第三世界裡,以暴力稱霸的梟雄比比皆是。在面對物慾橫流是非顛倒的後現代社會,讓我們在追禱這位中國近代天主教史上的偉大人物之時,也祈求天主憐憫我等,引導我們的聖教會成功地走出一條人類救贖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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