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不記得他家裡有何佈置，只記得在那次訪談中，缺乏經驗的我完全被龔神父帶著走，他和我談起陳垣，因為他是陳垣的學生，而方豪則是私淑弟子，他說方豪從不批評陳垣，而他則認為陳垣的晚節有差。現在想來，龔神父當時一定覺得我功力不夠，因為我沒有問及方豪的脾氣以及他與輔仁大學的恩怨，而我當時對龔神父的一絲絲體會是他心裡似乎藏著不少秘密，大概也是那次訪談時，他送了我一本他寫的「另一個窮寡婦 – 先母逝世十週年紀念」。

一九九七年五月，輔大天主教史研究中心召開了一次學術研討會，因與所學有關，前往聽講。龔神父在那次會議中也發表論文一篇，發表過後在茶會上見到我，還很客氣和我說引用了我的碩士論文，我查了一下，其實只是一個不甚重要的小段落。他就算帶過，也沒人會發覺用了我的老生長談，那時體會到了他的一絲不苟。

一九九八年還在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協助重新編排香港蘇若裔 (筆名) 的「中國近代教難史料」看到蘇先生引用公教報的報導，龔神父在一九四九年七月被任命為上海主教，龔品梅則被任命為蘇州教區的主教。那時在新店中華聖母堂參加子夜彌撒，從二樓的玻璃窗望向主持彌撒的龔神父，心裡想著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教會傳奇人物，著名史學大師、輔大校長陳垣公開讚揚的得意門生，一個沒有接受上海教區主教的南京教區神父，取代他位置的以後成了樞機。他默默的做完彌撒，他的道理不但準確，可惜的是略帶口音的國語，讓許多的教友沒能細細品味。

一九九九年六月我拿到了博士學位，九月赴輔大天主教史料研究中心任職，十一月我們中心召開了一次小型的學術會議。龔神父和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前來參加，而且是全程參與，那時已開始在談寫于斌樞機傳的相關事宜，我猜龔神父是為了表示尊重，或許也有些考察的味道。

撰寫于斌樞機傳的過程，是我深入認識龔神父的一段旅程。為已從台大及輔大退休的龔神父來說，于斌樞機的傳記，是他生命中必須完成的工作。藉著擔任輔大主任秘書、董事會秘書及校史室主任等工作的便利，他蒐集了于斌樞機輔仁大學時期的各種信件資料，于樞機生前不為他做過的事留下記錄，但龔神父就是為他保留每一個小碎片的人。保留輔大時期于斌樞機的資料是有心可以做到的，但蒐集于樞機早年的資料，在這流離顛沛時代的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當我開始接觸到這些資料時，心中充滿了驚訝和敬佩，有自一九三九年開始于樞機的記事本，有從各個地方蒐集的信件資料，在我開始準備編寫工作前，他已經和校史室的助理沈嘉琦小姐把各種資料分門別類，一一整理成冊，這個部分我絕對不能掠人之美，沒有龔神父多年有心且持續的蒐集資料，我是不可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完成這本書。

除了資料蒐集之外，整本于斌樞機傳是在龔神父的監督下完成的；每寫完一章我就將寫好的段落拿給他看。他會幫我修飾詞句，但基本上他尊重我的判斷。開始時可能他對我的放心不夠，因此意見較多，但只要我說出我的根據，他若沒有其他的反證，他就會說： 「就按照你寫的吧！」其實他改的地方不少，但我對他改過的地方，無論是詞句或內容，在前述的原則下，可說是心服口服。現在回想起來，在我撰寫碩士及博士論文時，都沒有像龔神父這樣使我獲益良多。所以當他去世前二天去醫院看他時，他的外甥女問我： 「你是龔神父的什麼人？」我回答她： 「我是龔神父的學生。」

在我和他有比較多密切接觸的這段時間，他通常是在星期三上午從新店中華聖母堂出來，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人生哲學，課在星期三、四的早上，下午他休息一段時間，就會去校史室後面的一間房間，處理各種于斌樞機傳記、文集、詩集的疑難雜症，他永遠穿的是那同樣的三四件衣服，校史室經常在下午幫他準備點心，他都會盡量把點心吃完，這時我注意到他是滿口假牙，但是以九十歲高齡的人來說，他可說是耳聰目明、推理明晰、記憶清楚。

我視龔神父為師，心中一直有一個疑問：以龔神父的能力，絕對可以自己寫于斌樞機傳，為什麼他不自己寫？他沒等我問就告訴我他的理由，他說他和于斌樞機太近，他會太主觀，面對很多往事，他會有情緒，所以他不能寫。他沒說的是，他會想要維護于樞機，按照他的理解，把于樞機寫成聖人，而在于斌樞機有些爭議性的人生中，會有教會內外的人，不接受他的論斷。的確，他的這種傾向在我寫到輔仁大學和康寧醫院時，他不自禁的都問過我，需要寫這些嗎？但他從理性克服了這些，沒有更改任何我根據資料寫的部分。

樞機傳完成前的緊張時刻，他仍堅持每章校閱，於是我就常往中華聖母堂退休神父的住處找他，以他的高齡，有時兩天內他要看好幾萬字，稿子發回後，我發現他是一絲不苟的從頭到尾仔細看過了。然後在許多人的協助之下，于斌樞機傳出版了，我一直覺得我只做了後半段工作，這本書是龔神父和我一起完成的。

因為家住新店，學校的一些東西有時會托我帶給龔神父，於是隔一兩個月還是有和他見面的機會，有一次忍不住問他有關上海主教任命的問題。問題一是為什麼黎培理選了一個南京教區的國籍神父擔任上海教區的主教？我的推測是此任命可能出自于斌總主教的推薦，他認為此事與于斌無關，因為他到台灣後得知任命的消息，曾和在美國的于斌聯繫，于斌總主教似乎完全不知他被任命。問題二是，他為什麼沒有接受上海主教的任命，他的答案很簡單，因為已經到了台灣，而中共也已經知道他的教廷任命，一旦回去一定被立刻監禁，根本做不了領導教區的工作。他曾將他的情況和教廷駐華使館反應，並且說若他們認為適當，就還是命他回去接掌教區，但教廷並未下此命令。

其實就和于斌樞機一樣，他們在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一直都會有聲音批評他們，不能堅守崗位，面對這樣形之於色或暗藏於心的批評，龔神父是百口莫辯的，我可以想像，面對這些批評，龔神父一定說： 「天主知道就好！」

今年一月間，龔神父因為腹痛住進中華聖母堂對面的耕莘醫院，檢查出是膽囊發炎，因為考慮他年紀大，醫院方面希望他體力恢復後再開刀，因此排定四月初再住進醫院，這時他的假牙不合，以致又增加進食的困難。他似乎對自己的身體狀況不是很有信心，我曾兩次聽他說這次開刀恐怕是出不了醫院了。

摘除膽囊為一般人來說不是什麼大手術，但對一個已逾九十高齡的老人來說，隨後的各種狀況是很難說清楚的。如他所言，他的身體的確是每況愈下，剛開始還覺得是手術後的恢復期，他還去做了復建，但傷口癒合後，他從可以走路，逐漸到不想走路，然後是不能走路。那時他交待我去辦一些瑣事，還可以寫字簽名，然後手開始抖動無力。他開始時吃醫院的伙食，然後有教友覺得醫院的伙食不好吃，經常給他送來一些易於咀嚼的食物。我有時在學校下班後，開車去耕莘醫院看他，那個時間經常是他的假牙在和煨的極爛的麵、豆腐及蔬菜奮戰的時間，大概在七月前，他還能自己拿著吃，然後他需要人餵他吃，然後他連吞嚥也發生了困難。

八月二十九日我最後一次去看他，他的神智一直是清醒的，只是無法言語，帶著氧氣罩大力吸氣。他的姊姊半躺在旁邊的臥椅上，香港的外甥女和外甥或站或立在旁，人很多，我站在他旁邊，附在他耳邊說： 「聖母在你的十字架底下陪你。」隨後準備要走，頓時連在他手上測血氧和心跳的機器突然響起，他的心跳從一百左右驟升至一百六十，旁邊的外甥女連忙執起神父的手，連聲說： 「不要急，舅舅寬心。」然後拿起了一張單子，用吟唱調唱起了青暘聖母歌，他的心跳慢慢平穩，青暘聖母歌一遍唱完，他的心跳又恢復到一百左右，我再次附到他耳旁說： 「神父不要擔心，該做的事許神父已交待了，一定會辦好的。」隨後我去高雄，九月二日到輔大，聽到龔神父已在八月三十一日去世的消息。

我到現在都在想，龔神父是不是還想和我說什麼？我和他之間的聯繫是于斌樞機和中國天主教史，他應該是想說仍在他那裡的一些資料吧。我想現在已在天堂的龔神父不會擔心，這些資料已送往輔大校史室，吳瑞珠主任已準備好好做整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