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的民教衝突中，教友群體的情況，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筆者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在《教務教案檔》及傳教士的報告中，找出了七十七個民教衝突的例子，這些例子大致上有明確的人事時地，從數量上看，從衝突的嚴重性看，可以發現引發民教衝突的，多半是新教友群體。

　　前文曾經提及教友村，當教友能在一個聚落中維持穩定的信仰生活，又有神職人員的定期訪視時，即使是在不准傳教的時期，仍能找到許多信仰穩固的教友。這些信仰穩固的老教友，在1860年代以後的民教衝突中，通常並不扮演主要的角色。大型的民教衝突幾乎都與老教友無涉，只有1862年3月的南昌事件，1863年3月的重慶事件，是兩件攻擊老教友群體的事件。但這兩件事件的目標其實是傳教士。攻擊教友群體是向傳教士示威，表明地方上有足夠的地方勢力，足以驅逐他們早就認識的教友。這並不代表教友們在生活中與教外人處與敵對狀態，他們是傳教士有了條約保護後，想要在地方公開傳教的犠牲者。

　　另外一種民教衝突中的老教友，是因為他們扮演傳教士助手，當他們在異地傳教時，有時和傳教士一起成為對付的對象。有的地方官不敢對付傳教士，就直接對付教友。例如1860年7月的貴陽事件就是此種性質，四名被殺的教友皆與地方無關。

　　老教友之所以較少與民教衝突有關，主要原因在於其道德性較高。雖然信仰表現與道德沒有完全相關，但試想一位每天念早晚課，十誡四規都在心頭的教友，信仰對其生活是有一定程度約束力的。更何況教友村中大家耳目共聞共見，彼此也會形成一種互相監督，互助勉勵的機制。因此或許會有個別的零星衝突事件，也會有個性衝動的老教友，或亦有的地方長期民教不睦，但在統計數字中，幾乎找不出幾件該由老教友負責的民教衝突事件。

　　新教友指的是1860年公開傳教後，皈依受洗的教友。在中國官方文獻中，其實還包括望教友在內。我們都知道從望教到領洗，必須經過一段了解教義，考察品行的時期，少則三個月，多則半年一年。但中國官方不了解這些，皆以教民稱之。

　　新教友的皈依動機是多樣化的。有的是因看到教友的好榜樣，因而認定天主教不是壞宗教然後皈依。這類教友的信仰通常非常堅定，在發生衝突時仍能堅定信仰。

　　在十九世紀的特殊狀況中，有不少新教友來自於各種類型的秘密宗教。可能的原因是：秘密宗教或天主教都被視為異端，使部份秘密宗教信徒，在沒有正統偏見的情況下，自由檢視天主教，進而皈依。

　　在傳教士的報告中，還有不少是因「神跡」而感化的。經由直接的人神接觸，在一般人認定附魔的情境中，透過一些行為如灑聖水、誦念經文、戴十字架等方式，使所謂的附魔者恢復正常，經由驅魔，常常可以在一些外教人聚落中，得到大批的皈依者。

　　最多的皈依動機可能是來自於社會壓力。持有護照的傳教士深入鄉村，傳教士們透過拜訪官府，興建教堂，努力使中國社會的上階層承認傳教士的社會地位。於是敏感的中國人感受到了，「聲稱」接受天主教信仰，成了擺脫社會壓力，對抗社會優勢集團，或是爭取機會的手段。有經驗的傳教士瞭解這種不良動機，一位在直隸東南傳教的徐聽波（Leboucq）如此說：「有時接受這些違反國家的罪犯，幫他們與衙門和解，結果使得公眾敵視我們，特別使得官吏看輕我們。有時候，主教為了預防，只接受有比較好名聲的人成為教友。」

　　雖然明知其動機有問題，但傳教士一般說來是很難抗拒皈依誘惑的。他們期望先接受其望教，再用教化的方法改變他們。經常這類皈依者是社會弱勢，或是社會邊緣。對於社會中的弱勢族群，成為天主教教友，成了社會競爭中的有利因素。對於社會邊緣人，例如地痞流氓，成為一位名義上的教友，可使其更有力量為非作歹。雖然長期來看，教會的道德要求，不可能讓此類人混跡於教友團體中，但這類事跡就更成為落實天主教欺壓中國人的證據。

　　在新教友參與的民教衝突中，許多是團體性的衝突。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許多地方，社會衝突原本就很嚴重，只是衝突中的一方，通常是弱勢的一方，聲稱欲皈依成為教友。於是地區的社群衝突，就變形成為民教衝突。另一個原因是，教友所形成的新社會群體，由於其獨特的信仰，以及由此信仰而產生的生活習慣的改變，使得新教友團體，在其生活的社區中，產生與人格格不入的感覺，並進而發生衝突。

　　平實而論，即使是動機不純正的教友，也不能說他們是莠民；他們大部份就是一般老百姓。試想在一個視基督宗教為異端的社會，書寫權掌握在這些反基督宗教的社會優勢者手中，他們當然會詆毀那些社會弱勢的新教友。久而久之，在習慣性的書寫中，教友都成了莠民的代名詞。這樣的看法基本上是不公正的，也是以偏概全的。

　　新教友或老教友其實是一種相對的概念，新教一旦信仰穩固後也就成了老教友。傳教士的觀念部份是正確的，開始時的動機的確不一定重要，只要他們日後成為信仰穩固的老教友。但在過程中，有更多名義上的新教友，並不曾留在教會中。以范若瑟掌管的川東代牧區為例，1856年有兩萬一千名新教友，到1907年增長為五萬一千名，至1939年有六萬一千名，這是一種滿正常的自然增長，其中看不太出來有短期集體皈依的現象。

　　目前台灣教會的狀況也類似，有些教友的確來自於「麵粉教友」的家庭，但在其中流失的更多。教友的品質，不論什麼時代，都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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