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英斂之主持的「大公報」是華北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報，馬相伯則在上海辦新式學校，以當時的標準看，他們都是「新知識分子」。所謂的新知識分子，是引進西方知識的人物，設立學校是引進西方知識最有效的辦法。從這種新知識分子的普遍概念出發，他們不能了解為何在中國的外籍傳教士不願意辦學。

　　在華的各傳教團體中，耶穌會是有辦學意願的，但他們強調以耶穌會的傳統來辦學。其他的傳教團體包括遣使會、巴黎外方傳教會、方濟各會、道明會、聖母聖心會、聖言會、米蘭外方傳教會等，在各種理由下，都沒有辦學意願。有的是因修會宗旨，或團體理念本來就不以辦學優先的；有的是基於其傳教經驗，認為辦學不具備急迫性及必要性，還可舉出18、19世紀歐洲的反宗教運動作為證明，因為許多有名的反宗教者，都畢業於耶穌會辦的學校。有些認為只要辦要理學校即可，不必辦一般世俗的學校，因為與傳教無關；最極端者，甚至認為世俗教育有害宗教。

　　這些外籍傳教士的說詞，是否具有說服力，是有疑義的了，再加上十九世紀以來，歐洲方面有教會學校復興的事實。從教會新知識分子的角度看來，似乎其中還有種族歧視的意味。在傳教區不願辦學，但在歐洲母國則否，意即中國教徒不需要教育。在華基督教則是一個比較的基準點，其時基督教已有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協和大學等，而天主教只有一個震旦公學，能否稱為大學亦未可知。英馬二人囑意在北京辦大學，耶穌會亦有意願，但遣使會另有修會間競爭的考量，因為耶穌會一直期待能回到北京代牧區，而大學似乎正是他們將勢力伸入北京的機會，因此基於防備耶穌會的心理，按照雷鳴遠的說法，「把他們打發到日本去辦學」。

　　英斂之、馬相伯兩人沒有教派意識，不能接受同屬天主教，但劃分勢力範圍的作法。在與北京主教溝通不得後，1912年決定直接上書教宗，請求在中國設立大學。文章一開始說明民國肇建，人民信仰自由，正是天主教傳播之時，而藉學問傳教，為明末以來之傳統。但現在之情況與明末清初截然不同，雖然歐美各國基督教人已在華紛設大學，「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論，……只有一法文小學，學費之鉅，只可招教外求學而已，學成之後，只可依法國人謀生而已。」

　　不設一適合中國人念的學校，皆因各傳教團體無心於此，「蓋來華傳教士善用學問誘掖者有幾？只觀在會與不在會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羅馬攻書者有幾？則其培養教友之存心，不願追步利、南等可想。……無怪明末清初，人才輩出，今也何如？教中所養成者，椎魯而已，苦力而已，求能略知時務，援筆作數行通順語者，幾寥落如晨星。」這些話說得悲憤，是清末民初教中少數知識分子對外國傳教士的抗議。

　　為了避免耶穌會數年前嘗試辦學，結果被「打發到日本去」的情形再次發生，英斂之和馬相伯為教廷設想，「其奉遣之人，能不拘何國，不限在會，似更相宜。倘拘定一國，則政治家視為國教，而啟猜疑。倘限定在會，則不但會與會，此疆彼域，猜忌爭權，且因人性喜同惡異，往往視不在會者，如征服之國民，不巷議則腹誹，防禦之唯恐不嚴不密。」

　　英斂之和馬相伯也想過，這個大學一方面必須紮根於中國文化之中，但另一方面亦必須求知於西方文化。故在文章最後請求教宗，「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

　　民國二年，英斂之在他隱居的香山「靜宜園」中，為天主教教中青年開設國學專修班，「各省青年慕名而來者，先後凡二三十人。」這個私人學校稱為「輔仁社」。〈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給了教廷不小震撼，開始重視中國教會的教育問題，這一篇上書是日後北平輔仁大學創立的重要基礎，而輔仁二字當然就來自於輔仁社。

　　那時的傳教士忽視了教育的重要，但不久之後他們也改變了想法。在1920年代以後，許多修會及傳教團體，開始興辦中小學；台灣的教會學校，更是再平常不過，只是現在教會學校受世俗價值影響，許多變得不像教會學校。這是另一方面的問題，需要另外為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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