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從民國元年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到民國五年老西開事件後，雷鳴遠及湯作霖寫給教廷的報告，乃至民國六年英斂之的〈勸學罪言〉，都使教廷對在中國的傳教活動，有了新的評估。這些呼救的聲音，固然能引起教廷的同情，但教廷亦須聽取傳教士一方的意見，而這些意見常與本地派說法不盡相同。教廷如何在這些立場不一的說法中，得到真正的訊息，然後作出正確的判斷呢？

　　教廷在民國六年至七年，推動與中國建交受挫的事實，給了教廷直接的經驗，使其可以感同身受中國教會的痛苦，同時也使教廷決定不再忍受歐洲各國政府，特別是法國，藉由宗教擴展國家影響力的作法。

　　即使教廷已更了解中國教會問題的癥節，但按照教廷處理爭端的習慣，應該派人進行調查，然後才能進行正式的處斷。於是先派獻縣代牧區耶穌會的劉主教進行調查，關於調查的情形，目前了解不多，但雷鳴遠在他寫給一位教廷官員的信件中，認為劉主教這位法國耶穌會士，仍然試圖尋找本地派不服從的證據，而非進行一次公正的調查。在劉主教調查過後，民國八年初，由廣州代牧光主教以宗座視察員的身份進行調查。光主教調查的依據是教廷所發的問題，法文本共有二十八條，中文本則有二十二條。

　　光主教從南方諸省開始調查，當時雷鳴遠在浙江嘉興，當光主教抵達上海後，召雷鳴遠前往唔談。雷鳴遠寫信給湯作霖，對光主教表達贊許：「光主教在其所有言談中，顯露出他坦誠和純樸的爽直，這些足可使我向他敞開我的心扉，向他傾訴。」在民國八年十一月光主教抵達天津後，在法租界中見了湯作霖。光主教撤銷了天津杜主教褫奪神權的處罰，但也命令湯作霖離開中國。湯作霖在民國八年十二月離開中國，回到巴黎遣使會的母院。以後湯作霖離開了遣使會，加入了瑪利諾會。在一些人的記憶中，湯作霖是一位愛照相，不愛說話的神父。

　　光主教在巡閱過程中特別要解決天津教會的問題，他在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六日召開了華北主教會議，十八日以教廷特使的身份發給天津全體神父一份公函。馬相伯取得後，將之翻譯為中文，其中言天津之教友缺乏平安。「平安之界說，秩序安寧之謂也。秩序既停頓，平安失其所。……秩序者，謂凡神修事件，教友當臣服於司鐸，司鐸臣服於主教，主教臣服於教宗是矣。故爾等應保存秩序，秩序自保存爾等。」這些話說的沒錯，是教會長期發展維護的基本原則，但其實也是阻礙教會革新發展的藉口，在這當下則是對雷、湯等人的責備。

　　光主教也提出了幾項教會的基本原則，譴責天津運動違背了這些基本原則。他說教會：「一不容受教於眾庶之無神品者。彼眾既將中國政府舊有之上下等威權推翻之後，改造共和國家，遂夢想教中治理亦然改變，其思想之紕謬，蓋無甚於此矣。」這些「眾庶之無神品者」，指的應該就是英斂之、馬相伯等人。「二不容受教於報界，報界雖有教中人主政，但為歆動閱報人起見，亦不能不大放厥詞，恣意之餘，輕率悖謬，不誠信，不確鑿，蓋往往而有。」這個言論不實的報界就是「益世報」。「三不容受教於耶穌教人……」這裏指的是在一些慈善活動時，與基督教的合作。

　　在翻譯光主教指示之後，馬相伯很顯然對光主教是失望而憤怒的。他已聽說光主教帶來問題二十八條，但光主教並未向華籍神父出示。馬相伯取得了這二十八條的法文本，然後他擬定了答案，請當時北京的一些教友領袖簽名認可，這些教友領袖包括王學臣、魏子軒、趙乘喆、艾達天、王子真、鄭景權等人。這些問題有許多是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教會的弊端。如第一問：「聖教會應用何法以免華人疑忌，不再視為西來之客教，與西國官員之教務？」第十三問：「自來選舉傳教神長是如何？本地司鐸有選舉權否？」第十六問：「該傳教士學習華言否？其舉動能將就人民之習尚否？勉力誘勸外教否？能親口講道否？不但借助講要理先生及教友否？」第二二問：「應合許多教區，設公共之修道院否？何以不遴選學生遣送羅馬？」第二三問：「本地司鐸其才能若何？令其擔承各等職權否？與聞主教之會議否？其待遇之也較之西洋教士若何？」第二六問：「有大學院否，有為上等社會之學校否？可設立一教會中央區域，研究學問，刊發報章否？學校兼收教外生否？其利其害？」

　　馬相伯在答案中認為要使天主教擺脫洋教之譏，最好的方法，「來華傳教，何妨按國籍法，亦改為中國民籍……則不含各該教士本國政府之臭味……果能行此，則一切疑忌心不待煩言而自解。」馬相伯也認為傳教區域之歸劃不當，各修會自有地盤，「又不准他會或他國修士，設立高等學堂，及關於科學等種種建設，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殊屬無謂，徒令區內外教人，少許多改邪歸正之機會耳。」而「西國教士十無一二可說普通語言，華教士無一二可寫普通文字……」都使傳教之效果大打折扣，「所著之書，所講之道，惟老教友之明白者，尚可勉強會意，而主教由此則更深居簡出矣。」而修院中培養神職人員的教育亦頗不上軌道，國籍修士們「中國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則較前更低；聖教歷史且不講求，科學更無論矣……傳教之士，學問不高，何以開啟華人，維持教務？」再加上外國主教，對國籍司鐸素來輕視，「其待遇本地司鐸，能令外教人一望而知為小小當差耳。」

　　以上種種情形，光主教不願中國教友表達，馬相伯等即自行上書向教宗表達。

　　走筆至此，心中感慨有二：一是當時中國教會顯然意見極不一致，改革所需之努力極大，阻力極強，但教廷不計利害，只問是非，故吾能在此寫這一段光榮歷史。另一感慨是當時教會保守至極，其所謂教友的身份，教會報刊的言論，以及與基督教人的關係，在現在看來，立場皆截然不同。就在這個看來再一次打擊中國教會的時刻，教宗忽然發表了〈夫至大通諭〉，那是我們下一次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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