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校史室　陳方中／賴玟忻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有一些與教宗相關的文物，可與此次「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互相輝映。其中「剛恒毅總主教權杖」亦參加此次展覽，除宗座代表的特殊地位外，此權杖的藝術性亦不容小覷。「中國聖母旗」則是來自上海的金絲繡，其形象或是來自河北的「東閭聖母」，或是上海土山灣天主教藝術家的創作，目前眾說紛紜。「吳經熊中文新約聖經手稿」係其任駐教廷公使時，翻譯中文聖經的歷程。而「教宗保祿六世贈羅光聖體光座」其形制與此次展覽的聖體光座非常類似。這些展品或具藝術性、或具歷史性、或兩者兼具，在在說明了教廷與臺灣間的深刻聯繫。

位於輔仁大學校園一隅，面積不大的四層建築物－野聲樓－行政大樓，四樓大部份的空間做為校史館及中國天主教文物館。這是相當特別的空間規劃，會如此規劃構想來自輔仁大學在臺第二任校長羅光總主教。館內陳列及收藏泰半與羅光有關，其中有不少帶有濃厚的歷史價值，因此要瞭解這些文物，首先必須了解羅光的傳奇經歷。

羅光是湖南衡陽人，民國前一年生於當地的一個天主教家庭。十幾歲就進入當地的小修院「聖心修院」，這是成為正式神職培育前的準備工作。民國18年結束小修院的學業，正準備到武漢去念大修院時，臨時被主教選中，負篋前往羅馬傳信大學。會有這樣的機緣，是因為民國11年以後在中國擔任宗座代表的剛恒毅（Celso Costantini）總主教，執行教宗政策，非常注重本地神父的培育，鼓勵當時各代牧區選送優秀的修生到羅馬傳信大學，接受最正規的神職培育。

在羅馬二十餘名優秀的中國修生中，羅光是其中佼佼者，因此在民國25年晉升神父後，他得以留在羅馬傳信大學任教。除了神父的義務及教學工作外，他開始注意到教廷與中國尚未正式建交的問題，於是聯繫在比利時布魯日本篤會隱修的陸徵祥，討論相關問題。民國28年初，教宗庇護十一世去世，羅光與陸徵祥共同促成中華民國政府派遣特使團，參加新任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就職典禮。（註一）民國31年教廷正式與中國通使，民國32年元月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謝壽康赴任，羅光以教務顧問的身分參與公使館館務，直至民國50年。

第一任駐教廷公使謝壽康及第二任公使吳經熊都非常信任羅光，許多與教廷官員的先期溝通都倚賴他。民國38年吳經熊辭職赴美後，足足有五年駐教廷公使館無正式公使，僅從駐義大使館派一等秘書朱英來擔任代辦。羅光角色遂更為吃重，相關公事多由他親見教廷國務次卿孟棣義（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註二）處理，若是徵詢意見，則有待其如子的剛恒毅（其時擔任傳信部秘書長）協助。（註三）在各種公私場合，羅光也認識了教廷外交圈中的許多人物，建立起廣泛而緜密的人際網絡。

圖一　1957年2月4日，羅光陪同剛恒毅於教廷晤見外交部葉公超部長。
左起：羅光、剛恒毅、葉公超、謝壽康　
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民國50年，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臺灣新設立了新竹教區及臺南教區，同時將高雄監牧區升格為高雄教區。久居羅馬32年的羅光被任命為臺南教區主教。羅光來到臺南後，短短數年就有許多重大建樹，組織能力也很快被教廷肯定，民國55年轉任臺北總主教。在擔任臺北總主教期間，羅光完成了耕莘醫院的設立，並按照梵蒂崗第二次大公會議精神，在各堂區推動「教友傳教協進會」，其他各項工作不一而足。除了肩負教區的發展外，熟識教廷人事的羅光，此時期每年仍赴羅馬一至二次，前期是因召開大公會議，後期主要是協助維繫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與教廷的外交關係。

民國60年，中共取得了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後，教廷駐華大使即刻從臺北消失，羅光銜命赴教廷交涉。這個交涉的過程保住了教廷駐華大使館至今，並改由一位「代辦」管理館務。民國67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就任，因不熟悉外交，此時教廷外交主要由國務卿卡薩羅里（Agostino Cassaroli）主導。羅光則以「中國主教團」主席的身分，反對這樣的作法。雙方以「紀念利瑪竇來華四百年」的活動互相角力，驚動了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是召集臺灣的主教們前往教廷開會。教宗在民國73年2月28日發表「橋梁教會」談話，其中稱包括臺灣在內的海外華人教會，是代表普世教會與中國大陸教會連結的橋樑。羅光在民國78年還曾代表李登輝總統遊說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臺灣。在此次功敗垂成的使命之後，羅光將與教廷聯繫的角色交給了花蓮主教單國璽，此後十餘年中，單樞機同樣把這個角色扮演的恰如其分。

在如此豐富多彩的人生中，羅光於民國77年在輔仁大學成立了中國天主教文物館。他的收藏品不只代表個人的回憶，也是他所參與的臺灣天主教史及中國天主教史。其中部分的收藏品分別與教宗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及保祿六世有關，本文挑選四件介紹如下：

剛恒毅總主教權杖

主教權杖與羅馬人的傳統有關，代表主教在教會中的權威，但更重要的是牧羊人的形象。新約聖經中耶穌的形象是「善牧」，而羊就是基督徒的象徵。主教應效法耶穌，成為信徒們的好牧羊人，因此手中的權杖常做成牧杖的形狀。頂端繞成一圓形，其中的裝飾代表主教個人的信念。

剛恒毅總主教權杖頂端鑄塑的圖案，正是許多權杖慣用的「羊」。平臺係祭臺之意，上面是一隻待宰的羔羊，意即耶穌來到世間為人類犧牲，因此這隻羊即是耶穌。手持權杖的剛恒毅，則要效法耶穌犧牲的精神。杖首下端金色圓形環柄，鑄有四大聖史的圖像，代表四部福音。人形代表瑪竇福音，獅子是馬爾谷福音、牛代表路加福音、老鷹則代表若望福音。杖身飾以掐絲琺瑯，用金色襯托著細緻的深色花紋，呈現出墨綠色的質感，其工藝相當精細。與大部份的主教權杖相比，這支看似低調的主教權杖，實則有非常高的藝術性。

圖二　杖首上方為祭臺上的羔羊，下方為四部福音圖像。
高180，長17，寬2.5公分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

這支借展作為「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的剛恒毅總主教權杖，另一個重點在於剛恒毅特殊的歷史地位—以「首任駐華宗座代表（Delegate Apostolic）」（註四）的身份前來中國。清末民初天主教在中國傳播，是在「法國保教權」的籠罩之下，意指法國政府憑藉其與清朝政府在1858年簽訂天津條約及1860年簽訂北京條約，聲稱其在中國有保護天主教的權利。法國政府實則不以保護天主教為主要目的，而是藉保護傳教向中國表現其有干涉中國之能力。

在法國保教權影響下，清末以來天主教在華傳播帶有一定程度的帝國主義色彩，在教會內形成白種人傳教士與本地中國籍神父的不平等現象。外籍傳教士面對進步較慢的中國社會，瞧不起中國文化，也形成中國教友與外籍傳教士明顯的階級差異。受條約保護的教會，很自然地吸引弱勢與下階層群眾投奔教會，教友們也逐漸在社會與文化上與大眾隔絕。

面對教會此種變形發展的狀況，外籍傳教士雷鳴遠（Vicent Lebbe）、湯作霖（Antoine Cotta），中國教友英斂之、馬相伯都曾以文字及行動抗議。教廷注意到這種情況，教宗本篤十五世在民國8年發佈了「夫至大通諭」（Maximum Illud），說明傳教活動的本質是傳揚天國的福音，同時要求傳教士尊重本地文化，以及重視本地神職人員的培育工作。剛恒毅來華就是要落實「夫至大通諭」的思想，將中國教會導回正軌。

這支權杖正是剛恒毅在中國時所使用。教宗庇護十一世，指派沒有任何外交經驗的剛恒毅，避免法國政府藉口其與某國相近而加以反對。剛恒毅來華後首先於民國13年在上海召開「教務會議」，大部份主教都與會參加，這次會議強調了這位「宗座代表」與主教們的聯繫，也就是對世俗政權干涉宗教事務的導正。民國14年美國本篤會士來華籌辦輔仁大學（註五），代表教廷重視中國文化，並期待基督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民國15年剛恒毅挑選了6位中國籍主教，並陪同他們到羅馬，在聖伯多祿大殿由教宗親自祝聖為主教，代表中國已可建立本地教會。總之，剛恒毅來到中國，代表教宗改變中國教會的決心，而剛恒毅也確實使得中國教會發生了本質的變化。

前已提及，羅光在羅馬最倚靠的人是剛恒毅，民國47年剛恒毅逝世後，羅光在民國50年被選任為臺南主教，同年5月15日日記中記載：「午前往傳信部見部長，領到剛樞機在中國所用之中國琺瑯權杖」（註六）羅光所記僅止於此，因此無從得知是傳信部部長給他，或是他主動申請的。但若沒有與剛恒毅的深厚交情，是不可能得到這隻深具意義的權杖。羅光任臺南主教時就使用這支權杖，在民國55年轉任臺北總主教的典禮上，手中所執亦係此權杖。

圖三　1966年5月15日，羅光就任台北總主教。　
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中國聖母旗

                                         
剛恒毅在民國22年因工作壓力大，患腳氣病無法繼續工作而返歐休養，不久教宗庇護十一世宣佈民國22年為耶穌受難一千九百年，訂為特別聖年，鼓勵教友進行朝聖活動。剛恒毅在華期間，積極鼓勵教友組織「公教進行會」從事傳教工作，於是此年中國教友乃以「中華公教進行會」名義，首次以教友團體名義組織朝聖團。參與的教友來自上海、北平及天津三地，除了男女教友之外，朝聖團還有主教7人，神父8人。（註七）朝聖團一行人在6月7日覲見教宗，向教宗呈獻了各式禮物，其中包括這面「中國聖母旗」。隨後教宗在6月11日仿效民國15年故事，在聖伯多祿大殿為3位中國主教祝聖。

中國聖母旗長166公分，寬103公分。用金線及絲緞繡成。與一般的金絲繡作品相比，用料厚重，織工精細，是此類作品中的上品。其上有4處布環可穿木橫越而過，故此錦旗原先是二人橫抬，想其當時也參與了朝聖團的遊行。

中國聖母採用的是「東閭聖母」形式。近日有一教會藝術史公案，稱此樣式最早來自上海土山灣印書館的藝術部門。現存於土山灣博物館中，1903年採用黃楊木製作的中華聖母像浮雕屏風，曾在1904年參加美國聖路易世界博覽會，確實早於據稱於1908年創作的東閭聖母像。但另一方面，目前的東閭聖母像亦為相同樣式，故稱其為東閭聖母像樣式亦不為過。該朝聖團由滬、平、津三地教友組成，並以上海教友主導，可以推想此金絲繡藝術品係上海方面製作，甚至有可能是土山灣的作品。

聖母的圖像身著清朝皇后服飾，一般流行的說法是因慈禧太后喜照相，故圖像的繪製者有相應的照片可作為創作依據。聖母左膝上抱有站立的小耶穌，幼年耶穌亦穿官服，胸前有一發光鴿子，象徵聖神。聖母與小耶穌頭上皆戴有皇冠，象徵地位尊高。
民國50年羅光任臺南主教，即攜此錦旗到臺南，為剛恒毅任職傳信部秘書長時所贈。民國52年羅光宣佈將在臺南市開山路建立主教座堂，並以「中華聖母」為臺南教區主保。民國53年主教座堂落成，其中壁畫即仿東閭聖母而作，而此旗則為主教座堂珍藏。民國83年因考量主教座堂保存條件不佳，送往中國天主教文物館存放展示。

在中國天主教文物館的眾多收藏品中，此件有最豐富的內外在意涵。首先它是一件精緻的教會藝術品，其中有中西方多元藝術成份呈現。其次它代表了公教進行會這個在民國時期的天主教史上有重要意義的團體，與教宗建立了聯繫。而中華聖母像又有建立本地教會的意涵，剛恒毅將之送給羅光，當是勉勵羅光注意其中涵義。果不其然，羅光攜其來臺，並以之為教區主保，實則亦代表了羅光心目中，中華教會與臺灣教會之聯繫。

圖四　中國聖母旗，長166，寛103公分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

吳經熊中文新約聖經手稿

吳經熊在民國36年赴教廷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公使，其目的主要是翻譯聖經。吳經熊是著名的法學家，原本是基督教信仰者，大約在民國26年改信天主教。抗戰時期吳經熊在大後方開始翻譯聖經，他先從《聖詠》開始，譯好之稿件送蔣委員長審閱，以後在民國75年臺灣出版的《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採雙色套印，其文字上方有蔣委員長的眉批，可見其曾經認真閱讀，也證明蔣委員長對基督信仰的追求是認真的。

圖五　《蔣中正先生手改聖經聖詠譯稿》　長30，寛19.8公分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

吳經熊《聖詠》的翻譯頗受好評，但其後進行的《新約聖經》的翻譯工作卻頗受質疑。因其不懂與聖經原典相關的希伯來文、希臘文及拉丁文，而是用他熟悉的英、法文聖經進行翻譯。吳經熊面對這樣的質疑，覺得直接將疑義請教羅馬的聖經專家，然後再以準確的中文將之翻譯出來是最好的辦法。實際在羅馬進行新約聖經的校改工作時，精通拉丁文和義大利文的羅光是最主要的助手，羅光回憶這段工作時說：「我把他的譯本，同他種中文譯本，英法意德各種和拉丁文希臘文本互相對照，遇到有不妥的句子，便指出，和吳公使商酌，他再三思索，然後把句子改定。」（註八）

聖經翻譯工作得到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尊重與祝福，民國37年完成後送到比利時聖安德靜院，經陸徵祥審閱，又得于斌總主教批准出版。該書尚有庇護十二世所撰賀詞，稱此中文新約聖經「增進中國信友虔讀新經之良好習慣，尋獲聖經所給予吾人之神聖安慰」。此中文新約聖經最早在民國38年11月，由香港公教真理學會出版，以後曾再版數次。

本館收藏的吳經熊新約聖經譯稿，並非羅光藏品，是過去在本校任教的田默迪神父所寄存。田默迪神父為吳經熊研究專家，與吳經熊家人熟稔，收藏有眾多吳經熊所撰書籍及信件，其家人遂將當年譯經過程中的手稿贈其收藏。該手稿係數次校改中清謄的一份，謄寫者並非吳經熊自己，而是其在羅馬龐大家庭中成員之一。吳經熊的虔誠信仰及其眾多兒女，在教廷頗為人所知，教宗庇護十二世為此還破例與其家人合照，在教廷外交圈傳為美談。在謄寫工整秀麗之字跡旁可見眾多圈改字樣，圈改者則為吳經熊，由此可遙想當年字斟句酌的模樣。

圖六　吳經熊新約聖經譯稿　長30.3，寬20公分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藏

教宗保祿六世贈聖體光

聖體光是天主教信仰的極致表現。在彌撒的第二個部份，藉由重演耶穌最後晚餐的過程，天主教的教義相信無酵餅已變成了耶穌的身體，葡萄酒則成為耶穌的血。在教堂中通常會設置聖體龕，放置已祝聖過的聖體。既然天主教相信聖體是耶穌的身體，因此聖體就是耶穌的臨在。在教會日常禮儀中，常會有「明供聖體」的儀式，可將聖體放在聖體光座中，讓信徒眼見聖體，默想體察耶穌臨在的意義，在一些大節日或隆重慶典，會有「聖體遊行」，此時聖體一定放在聖體光座中，供信徒瞻仰。

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所藏聖體光，為民國61年教宗保祿六世贈予羅光。保祿六世原名孟棣義，在任教廷國務次卿時，即與羅光熟識。他在民國52年當選教宗後，採取與共產政權和解對話的政策，但同時仍肯定于斌及羅光等人的反共立場。民國58年他升任于斌為樞機主教，是對其有爭議立場的肯定。民國59年他藉亞洲行，到香港半日舉行彌撒，表達他對中國教會的關懷。民國6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得聯合國席位，教廷駐華大使葛錫笛不告而別。羅光同年12月到教廷向相關官員及教宗抗議，保祿六世乃向羅光言：「在政治上，將把臺灣蓋住，隱藏起來。但在教會方面，將特別提高臺灣教會。」（註九）表示教廷對臺灣的關係，在外交及宗教上將採取不同方式。

圖七　1972年12月11日　教宗保祿六世於羅光總主教覲見時，贈予聖體光座。
輔仁大學校史室提供

民國61年11月底羅光往教廷參加會議，藉此時機覲見教宗，告知教宗將在臺北舉行聖體大會。（註十）保祿六世此時已決定保留在臺灣的教廷駐華大使館，為慰勉羅光，乃贈以聖體光一座，其意涵係表示耶穌基督所領導的普世教會，與臺灣教會同在與合一。因此這個聖體光座不僅有信仰及藝術上的意義，同時也是教廷與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維持外交關係，普世教會與臺灣教會信仰聯繫的見證。

與「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展示的聖體光相比，本館所藏聖體光，形狀略小而神似。應該是與此次展示的聖體光同一時期，相同藝術風格的作品。此次來臺展示的聖體光，亦可將其想像為耶穌基督對臺灣的祝福。

結語

輔仁大學中國天主教文物館是因緣際會下所產生的一個小型博物館，因為于斌及羅光的傳奇人生，才能在臺灣教會這較小的維度中，呈現出更大範疇的收藏。館中這4件與教宗庇護十一世、庇護十二世及保祿六世有關的文物，也述說了從中國教會延續到臺灣教會的過程。在這座雖然規模不大，但有全華人地區最佳收藏品及收藏條件的文物館，我們還會繼續以文物見證華人教會的歷史發展。

註釋

1. 陳方中，〈愛教愛國的陸徵祥〉，《鼎》，153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09年夏季出版），頁35-37。
2. 教廷國務次卿孟棣義後即位為教宗保祿六世。
3. 羅光，〈剛恒毅樞機行傳及年譜〉，《羅光全書》，冊卅，（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220。
4. 法國於民國7年時阻擾教廷與中國建交，使剛恒毅不能以教廷正式使節的身分來中國就職。
5. 原稱「北京公教大學」，民國16年大學部開學時改稱「輔仁大學」。
6. 《羅光日記－1961年》，藏輔仁大學校史室。
7. 魏尚武，〈朝聖團由滬啟程至意及至法比瑞諸國情形〉，《朝聖團紀念冊》（天津：益世報，1935年9月），頁144。
8. 羅光，〈使館生活〉，《羅光全書》，冊卅，頁537。
9. 羅光，〈見教宗保祿六世日記〉，《羅光全書》，冊卅二，（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年），頁172。
10. 羅光，〈見教宗保祿六世日記〉，《羅光全書》，冊卅二，頁173。

參考書目

1. 陳方中，〈愛教愛國的陸徵祥〉，《鼎》，153期，香港：聖神研究中心，2009年。
2. 羅光，《羅光全書》，冊卅、卅二，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年。
3. 魏尚武，〈朝聖團由滬啟程至意及至法比瑞諸國情形〉，《朝聖團紀念冊》，天津：益世報，1935年9月。

 

| Back |